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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希彭:從醫學博士到開國少將

來源:河北日報  |  發布時間:2019-04-12 08:30:00

   1942年夏,殷希彭、柯棣華、傅萊、江一真(從左至右)在白求恩衛生學校。
  ■閱讀提示
  在河北走出的開國將軍中,有這樣一位儒將:
  他1931年獲醫學博士學位,是開國將軍中為數不多的“教授將軍”。
  他攜筆從戎,從參加八路軍到逝世,從來沒有離開過軍隊衛生工作崗位,為我國軍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  也正因此,他雖無軍功,開國卻被授予少將軍銜。
  他,就是從安國走出的開國少將——殷希彭。
  攜筆從戎的“教授將軍”
  3月18日至20日,在河北醫科大學禮堂,上演了一出原創校史話劇《殷殷赤子心》。
  該劇的主角,就是從河北醫科大學走出的開國少將、著名醫學教育專家殷希彭。
  在中華民族危亡之際,他放棄國民黨政府高官厚祿的誘惑,選擇追隨中國共產黨走上抗日救國道路的故事,直至今日,仍令人欽佩。
  1900年,殷希彭出生于安國小營村一個沒落地主家庭。中學畢業以后,殷希彭面臨著人生第一個選擇,將來學習什么專業?
  那個時代,軍閥混戰、政治腐敗,國家內憂外患,許多知識分子也在尋找救國之策,殷希彭也不例外。他厭惡政治,痛恨軍閥,本著治病救人、服務社會的初衷,20歲時,殷希彭考取了河北大學醫學部(河北醫科大學前身)。
  1926年,殷希彭以優異成績畢業并留校任教。次年,被學校派往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研室做研究生,師從川上漸教授。
  在四年的留學時間里,殷希彭埋頭苦學,專注于自己的實驗和研究,幾乎放棄所有的休息。由于殷希彭勤奮刻苦,川上漸教授非常器重和欣賞這個來自中國的學生,他甚至把自己一塊心愛的鍍金懷表送給了殷希彭,以幫助他更好地掌握時間。
  1931年,殷希彭的博士論文《關于摘除受肺結核影響的橫膈膜神經治療的實驗病理學研究》,通過教授團考核并通過答辯,獲病理學博士學位。8月份,他完成學業后回到河大醫學部任教。
  回國任教后,他創建了母校病理學學科,并擔任教授。在教學之余,他多方收集教學資料和病理標本,開展科研活動。他每個月都從自己300元的月薪中拿出100元,用于學術研究與交流。他曾自費赴日本訪問考察,并邀請老師川上漸前來進行學術交流。教學期間,他還編著了《病理學講義》《病理學實用手冊》等書籍。
  由于他教學成績突出,科研成果卓著,為人處世公正,深受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,成為當時河北大學最有聲望的教授之一。
  1937年7月7日,日軍制造盧溝橋事變,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。不久,平津淪陷。國民黨各級政府一片混亂,各級官員扔下百姓紛紛南逃。河北大學也被日軍飛機轟炸,校園一片狼藉。
  面對這一切,殷希彭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。
  此時,各大學都開始南遷,省政府官員也希望殷希彭一起走,并許諾南遷后讓他當河北省教育廳廳長。但殷希彭以回老家安頓家眷為由拒絕南遷,并回到安國老家隱居起來。
  很快,河北全境淪陷。
  這時,冀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隊伍,有共產黨領導的呂正操的人民自衛軍,有國民黨來不及南撤的隊伍,有當地自發形成的各色武裝,甚至還有土匪趁機擴充作亂。一時間,冀中地區烏煙瘴氣。
  隱居后的殷希彭觀察發現,只有共產黨八路軍真心抗日,是中華民族的希望。
  1938年3月,殷希彭一個參加八路軍的侄子回到村里,動員他的長子殷子剛參加八路軍。
  殷希彭非常支持,他對只有18歲的兒子說:“當八路軍抗日救國我不阻攔你。每個中國人都有救國責任。你雖然是十幾歲的孩子,有這個志氣我很高興,不然留在家里還不是當亡國奴!我也不能留在家里當亡國奴。”
  此時,殷希彭已經在等待時機參加八路軍了。
  1938年9月,八路軍冀中軍區衛生部長張珍來到殷希彭家,動員他參加八路軍。
  之前,張珍已經了解到殷希彭的政治傾向,但他覺得殷希彭是留學日本的知名教授,心中便暗暗做好三顧茅廬的準備。沒想到自己剛一開口,殷希彭便馬上表達了參加八路軍的意愿。
  張珍高興地說:“你準備一下,過幾天我派人帶馬來接你。”殷希彭卻說:“馬不要派,人不必來,準備好后,我自己準去。”
  當年10月1日,殷希彭自己雇了馬車,到邱縣青塔鎮冀中軍區衛生部報到。
  他的行動帶動了很多人。在他之后,河大醫學部很多教授和學生都到冀中軍區衛生部工作。
  白求恩臨終前把醫療器械箱贈給他
  在河北醫科大學校史館內,保存著一個珍貴的醫療器械箱,這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臨終前贈送給殷希彭的。
  1939年春,白求恩大夫來到冀中抗日根據地,與殷希彭結識,他極為賞識殷希彭的才學,便向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推薦了殷希彭。
  當年6月,殷希彭便被調到正在籌建的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(后改稱白求恩衛生學校)任教,擔任教務長,并教授組織學和病理學。
  從一個生活富裕的知名教授,到過著艱苦生活的八路軍干部,繁重的教學任務和緊張的行軍,常常讓殷希彭夜不能寐。再加上生活艱苦,殷希彭身患十二指腸球部潰瘍,胃部經常疼痛難忍。1.78米身高的他消瘦到不到50公斤,但他從不要求任何一點特殊照顧,經常用手頂住自己的胃部忍著疼痛堅持工作。
  在白求恩衛生學校創建時期,殷希彭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,成為學校杰出代表和首功者。
  在教學過程中,他綜合各方面意見,結合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:學校教育的特點應該是“突出重點,適合對象”“按需施教,急用先學”“基礎服務臨床,臨床服從戰爭”。
  他將軍醫培養期確定為一年半時間,即半年時間學習基礎課,半年時間學習臨床課,半年時間進行實習。除保留必要的基礎課外,暫時不用的課程嚴加篩減,凡急需的東西不僅要講,而且要講深講透,如火線搶救、包扎、止血、搬運、固定、防休克等,使學員理論上通,操作上精。
  正是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教育理念和教學實踐,白求恩衛生學校走出了一條適應形勢發展、適應環境條件、適應教學對象、適應部隊需要的務實之路,使學員在較短的時間內學到了急需的知識。
  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,為提高教學質量,殷希彭帶領全校師生艱苦創業,自己動手改善教學設備,從無到有,逐步充實完善。
  到解放戰爭末期,白求恩衛生學校的教學設備已經有了可觀的規模。其中,他領導和親自繪制的病理、組織、解剖、細菌、眼科、外科等掛圖225幅,自制解剖、生理、病理標本124件,收集中、英、日、德文參考書375冊。
  特別是他所教授的組織學、病理學方面,擁有顯微鏡、病理切片機、千余張組織和病理切片等。
  他與白求恩一樣富有繪畫天才,他們的作品是科學和藝術結合的典范。同學們稱贊他寫的教材像印刻的一樣工整,他的繪圖像美術作品一樣精美。
  從學校教務長到副校長、校長,再到軍區衛生部長,領導工作越來越多,但殷希彭始終沒有脫離教學第一線,有的時候,他的授課任務比專職教員還要多。
  殷希彭學識淵博,對于衛生學校的授課可以說是輕而易舉,然而他嚴格要求自己,常常夜以繼日地認真備課、鉆研教學方法,能運用多種方法講深講透。學員們用“行云流水”“出神入化”來形容他的講課藝術。
  從1939年9月開學至抗戰勝利,白求恩衛生學校共畢業23期,包括軍醫高一期,軍醫一至十期,調劑一至五期,護士一至五期,還有婦產科班、在職老干部進修班,畢業生人數為1300余人,為八路軍培養了一大批衛生管理干部和專業技術干部,成為解放戰爭和建設新中國事業中的骨干力量。
  除了做好教學工作外,殷希彭還有一個最大的心愿,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。為此,他一直努力著。入伍前他一貫只搞學術,不問政治。入伍后,他自覺地開始學習革命理論,不僅讀了毛澤東的《論持久戰》《矛盾論》《實踐論》等,還大量閱讀馬列著作。
  1942年7月7日,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5周年紀念日,他心愿得以實現。
  這一天,他和印度援華醫生柯棣華,一同在鮮紅的黨旗下莊嚴地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  為我國軍事醫學傾注畢生心血
  從參加八路軍到逝世,在長達36年的時間里,殷希彭從來沒有離開過軍隊衛生工作崗位,可以說,他既是我國軍事醫學教育的領導者、組織者,又是親歷其間的實踐者,為我國軍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  解放戰爭開始后,人民解放軍由過去的游擊戰轉變為大規模運動戰。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,殷希彭領導衛生部迅速組建了四所大型醫院,接收從前線下來的傷病員。
  到1949年4月,直屬軍區衛生部領導的大型醫院有5所,總共擁有1.21萬張床位,加上野戰部隊配屬醫院及各二級軍區醫院,全區收治能力達4萬余人。
  除組建醫院外,殷希彭提出抽調外科醫生充實前方手術隊。
  他說:“仗越打越大,每次戰役一打響,大批傷員下來。技術力量不足是當前衛生工作的突出矛盾,解決矛盾的辦法就是把技術力量適當地集中用到最急需的地方。就是要擴大手術隊,在人員物資上加以充實,開展第一線救治工作,不能只在后方等病人。”
  于是,各醫院和白求恩衛生學校抽調一部分外科專家和外科醫生,充實到各個手術隊,加強第一線救護力量。同時,各縱隊、旅衛生部也都成立了手術隊,使整個戰傷救治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。
  殷希彭還為軍事醫學教育思想和學科建設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。
  1954年5月,殷希彭就任第一軍醫大學校長,他提出了政治、軍事、技術三位一體的教育方針。
  在他的支持下,第一軍醫大學建立起中國第一個航空醫學系,由生理學教授陳定一任系主任,聘請蘇聯專家波波夫來校任教,主講航空生理,為我軍培養了第一批航空醫學人才。同時,學校還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防原子放射醫學系,為我國培養出第一批放射醫學畢業生。
  同時學校還調整了課程設置,在全體學生中增設戰時衛生勤務和三防課程,使學校教育更加適應了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。
  1958年,殷希彭調任軍事醫學科學院任副院長,1963年2月升任院長。當時,軍事醫學科學院剛剛從上海遷入北京,面臨諸多挑戰。
  明確研究方向、選定研究重點、調整學科布局,殷希彭一上任便多方調研,反復論證,做了許多開拓性工作,使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研究能力得到迅速提升。
  期間,軍事醫學科學院相繼在三防醫學、航天醫學、航海醫學、營養學、流行病學等研究中取得突破。在這些研究中,殷希彭作為領導和專家,不但參與重大項目的籌劃、論證和組織協調,還親自參與了大量研究和試驗工作。
  此外,他提出“軍事醫學是一門應用科學,應用科學就具有任務性強、綜合性大的特點”“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任務,就是研究解決國防建設中迫切需要的問題,為部隊提供所需要衛生技術措施。”
  這些思想,對于把握我國軍事醫學發展方向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  1966年3月,殷希彭調任總后衛生部副部長。
  6年后,他被診斷為十二指腸球部潰瘍發生癌變。作為一位病理學教授,殷希彭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。因此,手術出院后,他更加珍惜已經不多的工作時間,半年一次的定期復查被他一再推遲。
  1974年10月4日,殷希彭住院檢查,結果為胃癌擴散,腦彌漫轉移。此后病情不斷惡化,時常出現昏迷狀態。
  1974年12月5日2時45分,殷希彭的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,離開了他為之奮斗一生的軍事醫學工作崗位。
  (本版圖片均翻拍于《從教授到將軍》一書)
  ■相關
  甘于奉獻
  淡泊名利的一生
  在革命戰爭血與火的考驗中,殷希彭由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。在他的身上,有科學家求真務實、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,有教育家仁愛為懷、甘于奉獻的孺子牛精神,也有經受革命戰爭洗禮的老一代共產黨員艱苦奮斗、嚴于律己的優秀品質。
  放棄優越的大學教授生活投身革命,殷希彭一家作出了巨大犧牲。
  殷希彭投身革命時,他的長子殷子剛參加了八路軍,長女殷珍(原名殷紫艾)也參加了抗戰工作。1942年五一大“掃蕩”后,年僅15歲的次子殷子毅也參加了八路軍。
  由于殷家多人參加抗日,遭到了日偽軍的多次威脅。為了避免麻煩,殷希彭的父母和嫂子被迫分家另過,殷希彭的妻子攜帶幼子殷子烈逃離家鄉,流落到博野、蠡縣一帶乞討。
 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,殷子剛帶領武工隊夜襲陽泉車站時不幸犧牲。9月,殷子毅在神仙山反“掃蕩”中犧牲。
  半年時間,連失兩個兒子,殷希彭內心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。
  在向次子殷子毅的遺體告別時,他鞠躬致哀后沒有說話,流著眼淚匆匆離去。
  同志們安慰他,他說:“連喪二子,為父母者,要說心里不難過那是騙人的。請同志們放心,我能挺得住。國難之中,兩個兒子為國捐軀,他們光榮,我也光榮。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,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。”
  兩個兒子犧牲的消息,殷希彭一直瞞著妻子,直到1949年5月,再也瞞不住了才向妻子從實道來,兩位老人痛哭了一夜。
  殷希彭在生活中嚴于律己、一生清廉,連平時用的信紙信封都是自己購買。
  他從不利用自己的影響對子女給予任何特殊照顧。1946年白求恩衛生學校首次面向社會招生,殷希彭的大女兒在家鄉執教多年,她向父親袒露進白求恩衛生學校學習、將來當一名軍醫的想法。當時,軍區衛生部領導也考慮殷希彭兩個兒子在抗戰中犧牲,應該借此機會安排他的女兒。
  對此,殷希彭堅決反對。他說,正是為了適應戰時需要,學校對這期軍醫班作出暫不招收女學員的決定,自己是軍區衛生部長,如果在子女入學問題上不能以身作則、秉公辦事,將造成很壞的影響。就這樣,殷希彭秉公辦事的作風,使殷珍錯過了學習軍醫的機會。
  殷希彭一生淡泊名利,在工作中甘當配角,從不計較職務高低。
  解放后他被調動過三次工作,每次他都坦誠地向組織說明自己的想法,請組織從更有利于工作的角度考慮人選。
  1958年軍委決定長春第一軍醫大學轉交地方,同年8月,殷希彭被調回北京等待組織重新安排工作。
  不久,組織經研究決定,準備請他到北京市擔任副市長,負責科教、衛生工作。在征求他的意見時,殷希彭表示,自己對醫學教育工作有一定經驗,如果到北京市負責文教衛生工作,意味著要從教學轉為行政管理,教育工作經驗很難派上用場。如果自己的優勢不能發揮,可能會對黨的工作造成損失。況且自己剛到北京,對地方的情況也不熟悉,希望組織上能挑選比自己更合適的同志,去擔任這項重要工作。
  后來,鑒于自己曾對蘇聯軍事醫學科學院進行過一個月的考察研究,同時軍事醫學科學院剛由上海遷至北京,很多工作需要從頭做起,殷希彭自薦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。當時軍事醫學科學院已有領導主持全面工作,殷希彭便自請擔任副職。
  最終他的意見得到批準,1958年9月他被安排在軍事醫學科學院任副院長,負責科研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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